陳儀深觀點

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，中國言論市場最時髦的莫過於宣傳抗日，一九三三年有一位教授在《大公報》主張必要時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，使用軍閥慣用的手段「去榨他們的錢、拉他們的夫」以便與日本一拚。胡適看了這種議論非常生氣，公開撰文表示「如果這才是救國，亡國又是什麼？」

沒有人認為胡適是不抗日、不愛國的，他只是有原則地抗日、有原則地愛國，努力在自由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尋求平衡。最近台灣政壇在打扁、擁扁或打馬、擁馬之間，也有一些努力超越藍綠的政論，例如李家同、龍應台、部分的「親綠學者」以及陳師孟、黃怡等，他們必然承受很大的壓力，他們的論述也可能存在一些矛盾與缺失，但是他們企圖超越藍綠的用心，在當前高度對立的台灣社會彌足珍貴。

以上的講法並不是無視於藍綠陣營形成的歷史原因，也不是否定深綠、深藍存在的正當性，事實上只要綠得漂亮、藍得美麗，互相之間適度的緊張關係可以成為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。如何才能夠綠得漂亮、藍得美麗？就是要兼顧相關價值的平衡，包括掌握事實、就事論事、自由民主尊嚴、設身處地等等。

這幾天有一則引人注目的電視廣告，其中講到「正確的價值超越金錢與權力，更超越立場與勝負，它值得我們犧牲生命、青春、富貴來堅守。」講得真好！可惜，最後出現二○○六年十二月九日「還清廉一個公道」，好像這個世間只有清廉是唯一正確的價值，這就是罔顧「價值的平衡」。何況，從過去到現在的中國國民黨，真能代表清廉的價值嗎？真的比民進黨清廉嗎？

十二月九日不過是北高兩市的地方選舉，候選人如果是老面孔，應該檢查他過去從政的歷史是不是服務認真、清廉公正，如果是新面孔則要看他的學經歷之外，是不是提出有視野以及清楚負責的政見。尤其在市長的部分，都不應該是對誰的信任投票、也不必看作二○○八年的前哨戰，還是應該回頭檢視候選人本身的特質與政見，來決定投票對象，這種就事論事、追求公道的市民精神，才是「超越金錢與權力，更超越立場與勝負。」

（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）

南部深綠社團有幹部表示，李登輝前總統「年紀愈來愈大，對許多資訊掌握不夠清楚」，以致發言常與現實脫節，乃是若干深綠社團與他漸行漸遠的原因。巧合的是，一位民進黨新生代對阿扁的評論文章，說到陳總統「所有的資訊和建議只來自少數幕僚或民間親友，當然就導致決策過程神祕化與個人政治利益取向」。

以上的對照可以發現，臧否歷史人物的困難，應該避免的是「涉入太深」，把不合己意的決策都說成資訊不足。這一期「當代」雜誌，羅致政教授所寫的李登輝時代，拷貝當前對李登輝不友善的言論，謂連、宋、馬都是李登輝所培養出來的，可見他用人不當、常看錯人，包括最近對王金平的期待也是如此。不過羅教授無法說明，在九○年代國民黨的體系中，「虎口」下的李登輝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，而王金平不過是目前少數有實力的本省籍政治人物之一，陳總統對他的期待，並不比李前總統對他的期待還少。

此外，羅教授也進入實際政策來評論李登輝，他在種種民主化措施之外舉出獨台會案，以及中華民國駐巴西的代表處名稱不用台灣，而用「台北駐巴西代表處」的例子，企圖證明李登輝任內功過參半或「政策擺盪」。殊不知那些都是一九九一年執政初期的事，吾人在李登輝執政後期，實在看不出有什麼「倒退」的舉措，何況就駐外單位而言，一九九五年我國駐法國的「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會」正式更名為「駐法國台北代表處」，這類進步更為重要。

總之，比較兩位前後任總統的表現，在當前的意義應該是理解陳總統的處境艱難，或者對陳總統有所督促；比較的時候，不應該把口號（目標）與實際政策混為一談，有人把終統（不是廢統）、制新憲、第二共和說，都當作陳總統的歷史性「突破」，未免太過牽強。不過陳總統的任期還有一年多，還不到蓋棺論定的時候，凡是愛護他的人，在擁護之餘都應該督促他完成幾件應該做、做得到的事。

（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）

最近有機會透過翻譯，與來自日本的「選舉觀察團」座談討論。來客開門見山，想知道幾個月以來台灣政局或民進黨政府「低迷」的原因。我質疑低迷的說法，強調台灣是一個有法律的地方，街頭運動不可能取代民主法治；北高市長選舉的「候選人因素」最重要，不一定會受到高層政治風暴波及，何況台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爆發假發票被約談事件以後，高層方面的因素大致已經扯平。

話雖如此，我的內心難免些許不安，因為紅衫軍在台北街頭造成的風潮，不應被視而不見，陳瑞仁檢察官的起訴書不能被簡化為一種陰謀或偏見，尤其阿扁本人或泛綠團體在「危機處理」過程中是否傷害了其他重要價值，仍待審慎評估。例如台聯黨在一罷二罷過程中的表現尚稱平穩／中道，但起訴書公布之後急著宣布支持三罷，隨後又快速「轉彎」，同時以開除周玉蔻的黨籍來凸顯台聯願意遵守泛綠陣營「倫理」的誠意，這兩件事被不少媒體解讀為台聯黨決定與李登輝分道揚鑣。

在前總統李登輝看來，六年來台灣民主的進程幾近停滯、空轉，尤其對中國經貿政策幾乎與國民黨相同，「經濟繼續統合下去，政治分離愈不可能」，所以在陳總統親人及部屬涉嫌弊案被炒作之前，阿輝伯就很有意見；當紅衫軍造成的風潮愈演愈烈，李前總統除了批評「你不下台我不走」是錯誤示範，要求司法儘速給人民一個交代以外，也批評執政當局不應動員群眾反制倒扁，呼籲民眾不要把支持本土和挺扁混為一談。十月廿八日李前總統還在公開演講中使用「兩種極端」、「兩種腐化」的概念，期待中道力量出現。於是，藍綠之外是否有第三勢力的空間，又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。

個人認為，以李前總統的歷史高度，自可以超越藍綠發表長距離的宏觀論述，但是「人能弘道、非道弘人」，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」承載第三條路的新力量，不可能橫空出世，因此，改革台聯黨、監督民進黨可能是比較務實的做法。如今台聯黨公職感受到選民的壓力，以暫緩三罷以及開除周玉蔻來界定自己在現實政治中的位置，李前總統不妨正面看待：這個孩子又長高了幾吋！這個孩子在學習實踐的正是中道價值。

（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熟悉中國現代史、尤其是憲法史的人應不難發現，陳師孟所發表〈當總統遇上檢察官〉的這篇長文中，存在一些概念的混淆或矛盾。首先，他建議總統明年初引退離職的理由，既然是「因故無法視事」，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應該「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」，這是代理；一旦總統在任期中因為死亡、辭職或罷免而缺位時，依憲法應由副總統「繼任」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，這是繼任，所以陳師孟七項建議的第四項說「陳總統離職期間由副總統繼任代行職權」有明顯的語病。

其次，依前後文的意思，陳師孟是建議總統請長假以平民身分面對司法，並非辭職，才會有「若判決無罪」即復行視事的說法；問題是，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「非經罷免或解職，不受刑事上之訴究」，換句話說，請假中的總統仍具有總統身分，不可能如陳師孟建議之第二項所說由檢察官「正式起訴總統」，阿扁只是比較有空陪吳淑珍上法庭或是以證人身分被傳訊而已，並沒有解決陳師孟所擔憂的「當總統遇上檢察官」的那些問題。

此外，一九四○年代末期國共內戰情勢不利時，蔣介石被認為是國共和談的障礙，被要求「下野」，蔣介石卻玩兩面手法，一方面口頭要李宗仁副總統「繼任」，一方面則為李宗仁代擬文告且率先發佈造成事實──說李是「代行總統職權」，為自己將來的復行視事留下伏筆。眾所周知，蔣介石下野期間仍以總裁之尊指揮一切，這也是李宗仁憤憤不平的地方。如今，阿扁總統在位時，第一家庭如果已經如陳師孟所說被檢察官「軟土深掘」，一旦成為平民，豈不是被踩死，焉可能期待「證明清白」？

不過，陳師孟的文章雖有以上缺憾，但是他對起訴書相關問題用心用力深入研究的精神，足以讓反扁／挺扁雙方輕發議論、熱衷表態者感到汗顏。他質疑起訴書「見不到嫌疑人在犯罪期間財產異常增加的數據」、「見不到贓款可能下落的資料」，仍然是有力的辯駁，相信將來審理的法官會認真參考。只是以陳師孟的清望，要求阿扁在兩個月後引退離職，實在與高志明的「含冤下台」、李遠哲的「慎重考慮去留」異曲同工，不認為阿扁留任是當前台灣最優先的選項，勢必會給阿扁帶來莫大壓力。
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國務機要費案的起訴書在十一月三日出爐，內容顯然對阿扁總統不利，儘管他在十一月五日晚上的記者會中極力辯駁，要求還他清白與公道，但已宣示只要吳淑珍被一審判決貪污有罪，願立即主動下台。既然阿扁總統堅持自己清白，為何需要作此「法外的」讓步？一種可能是既然有理說不清，考慮到道德、社會壓力必須讓步，另一種可能是黨內高層為了保黨必須與他切割，權力的邏輯逼迫阿扁讓步。

這兩種可能，都與起訴書的公佈有關。起訴書儘管存在著陳師孟、張維嘉等人指出的缺點，但它揭露的除了貪污罪嫌，其他如偽造文書、偽證等罪嫌皆難逃究責，支持者可能以制度漏洞乃至陰謀論來為阿扁叫屈，但法律作為最後一道防線，也只能認了。至於所申領的國務機要費是否確實用於秘密外交，不論基於何種理由迄今未能清楚交代，政治壓力將一直懸在那裡，剩餘的任期仍將繼續折騰各方，甚至拖累民進黨二○○七╱二○○八的選局，所以黨內高層包括蘇貞昌、謝長廷若有企圖切割的言行，不應以自私或自保的角度看待，也可能有確保民進黨「元氣」的正當性。

這幾天透過新聞記者的挖掘，府院黨高層的多角互動令人怵目驚心，連台聯黨是否支持三度罷免案也突然逆轉，被稱為「不惜傷害形象為扁解套」，可見要讓一個現任總統下台是多麼困難的事。問題是，民進黨高層要求阿扁接受的，並不是「一審有罪就下台」的單一選項，還包括開放三罷然後交由公民複決，為什麼（例如）蘇貞昌可以支持三罷，台聯黨就不可以支持三罷？為什麼謝長廷可以切割而新潮流就不可以？三言兩語是講不清楚的，除了權力邏輯，選民大眾心中也有一把伸縮自如的尺。

明乎此，周玉蔻小姐就可以對自己為何被逼到牆角，不必有太多的抱怨，何況最近刊登的公開信或負面攻擊文宣，已經讓原本想幫她的人紛紛縮手；但願周小姐早日改弦易轍，回到原初她關切社區╱市場的市政軌道上來，好為台聯也為她自己的未來留下較多的空間。

同樣地，過去幾個月以來極力挺扁的社團也應該停、聽、看，不要輕易祭出民族主義的旗幟，如果沒有清廉、誠實等其他價值的支撐，不知此種台灣民族主義為何物？總之，國務機要費案起訴書公佈以後，情勢已經進入新的階段，兵疲馬困的何止是紅衫軍？大家都應該回頭檢視自己站立的位置，要先能說服自己，才可能說服別人。

（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）

十月二十九日台聯黨提名台北市長候選人周玉蔻，在成立競選總部的集會上，拿著麥克風淚灑講台的新聞影像一再重播，令人不忍。

一個政黨提名人選參加首都市長競選是大條代誌，黨中央應如何提供資金、人才進入總部從而掌握競選步調，否則放牛吃草就會出現今天的情形，因此怪罪於候選人本身性格云云是不濟事的，台聯黨市議員候選人尤其應該冷靜，應該「立姿中正」，不要急著畫清界線，以免給人看破手腳。

所謂綠營內部近日的糾紛，除了每逢選舉必定發生的競爭以外，還包括「扁李關係」。對於阿扁總統遭逢藍軍、紅軍排山倒海的壓力，不少綠營支持者埋怨阿輝伯袖手旁觀，甚至有時還發表批扁言論，於是從一些綠色電台可以聽到call-in聽眾反過來批李，說他是黑金教父、任內沒有處理國民黨黨產、栽培連宋馬等人「長大」、不應該成立台聯黨等。

事實上，「黑金教父」的講法是copy近幾年國民黨對李的污衊，試問兩蔣戒嚴時代還需要「黑金」來延續政權嗎？李登輝時代才有真正民主的全面改選，國民黨當時為了選票而結合各地方派系是不得不然，何況鄭太吉、伍澤元、冬瓜標等，昔日與連宋的關係遠比與李登輝親近吧；批評者可能不瞭解九○年代國民黨的轉型，逼得民進黨也快速轉型（兩黨有愈來愈像的地方）。至於連宋馬等人都不是九○年代才從天而降，而是有他們的家世、學經歷、黨內人脈關係，豈是李登輝愛栽培誰就栽培誰的？

最近在一個座談會聽到黃昆輝先生公開說，李扁之間絕對沒有私人恩怨，有的只是政策、路線看法不同；黃先生舉出李登輝批評扁的幾次時機，果然都是與中國政策有關。筆者則認為，針對個人的批評並非沒有，例如「沒教養、沒品味」之類，不過阿扁總統對老人家不禮貌的發言也是不少，「老番癲」就是一例；李扁氣話，兩邊的支持者聽過就好，太認真只會妨礙大局。

一個國家的政黨數目與它的歷史、社會條件有關，台灣因為國家定位的焦慮而有藍綠之分，而民進黨內部的中國政策一直有兩條路線、進進退退，所以必定存在另外一個純粹台灣（小）黨的空間，除非主事者自己把它搞砸。換句話說，泛綠內部共同的利益必定大於矛盾，李登輝必定要與民進黨合作，大家不妨多注意「李綠關係」，不必太在意「李扁關係」。

至於周玉蔻的眼淚，是泛綠共業，內部不應該有人趁火打劫，也沒有人有資格看笑話，因為那是彼此要共同承擔的問題。

（本文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 〔資料來源：自由時報 〕

十月十五日晚上，陳總統出席前總統府資政辜寬敏的八十歲壽宴，發表演講時提到辜資政最近向他建議，凍結中華民國這部「第一（共和）憲法」，然後制定台灣人自己的「第二（共和）憲法」，陳總統把這樣的主張，稱譽為辜資政「堅守原則又不失務實」的性格特點。所謂堅守原則，應是指制訂新憲的目標；所謂務實，應是指沿續中華民國，不處理國號、領土等敏感問題。

其實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並不是新發明的概念，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一九九四年出版《台灣：分裂國家與民主化》一書中，就認為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結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、並且全面改選國民大會，就是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」的開始。

另外，一九九九年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提出的「兩國論」，也是以「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」作為切線。甚至，民進黨在一九九九年全代會通過的〈台灣前途決議文〉，亦明指台灣經過九○年代民主化以後才「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國家」，只是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。換句話說，以一九九一年作為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起點，比較具有學理根據，也已經有國內主要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的支持。

然而辜資政和陳總統的說法，從程序面來看並非了無新意，因為二○○五年修憲之後，體制內的修憲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通過，以及全國公民過半數的同意票（超過八百萬），非常困難，如果能放棄枝枝節節的修憲，整體翻新規劃一部新憲草案，由總統直接交付公投，只要半數投票半數同意即可，此時為了不碰觸「四不」問題，而以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稱之，並無不可。

問題是，二○○六年即將過去，朝野政治氣氛仍然不佳，陳總統有決心和能力推動新憲草案直接公投嗎？

十月十六日各報除了摘取「第二共和」憲法做為辜資政八十壽宴的新聞焦點，還大力炒作壽宴作為獨派挺扁的集會，是與同時間李登輝主持的另一場募款餐會「互別苗頭」，這顯然是不安好心的媒體炒作，或是有人不當發言所造成。

如前所述，李登輝是「第二共和」的締造者，如果中華民國在台灣已經獨立，顯然李登輝就是國父，民進黨和一些挺扁的獨派有何立場與李登輝「互別苗頭」？

不論事實真相如何，套用辜資政的話，要做為台灣人的精神領導，實在不應該讓這些閒話發生。
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知識份子和學者的社會角色不同，知識份子是指關懷宇宙人生或國家社會、並且能夠使用抽象語言進行溝通（發表意見）的人，通常受過某種程度以上的教育即可；而學者是指以研究為職業的人，今日而言必須是碩士、博士以上才能在大學教書，或在研究機構做研究，不過很多學者躲在象牙塔不問世事，就不算是知識份子，學者一離開他的專業領域就不是專家，只是一般的公民。

最近一兩個月衝擊台灣社會的倒扁╱反貪腐風潮，協助施明德的成員包括律師、醫生、廣告人、民意代表，如果去除政治人物，主要也是知識份子的組合，他們企圖以「超越藍綠、只問是非」來增加正當性，甚至以「新公民運動」自我期許。但是施明德跳出來的時機，是藍色政黨經年累月倒扁不成以後，他誓言「不是你倒就是我倒」，他的立場與陳文茜、趙少康、李濤等偏頗的親中媒體親中節目難以區分，沒完沒了的抗爭終於引起台南屏東高雄等基層群眾的反彈反制…，所以社會學者張茂桂批評說，這一場倒扁╱反貪腐運動的「政黨對抗性格」大於社會實踐性格，很難被稱為新公民運動。

施明德是政治人物，以他的知識背景也不可能一開始設定什麼新公民運動的方向，必定是一些知識份子（或滋事份子）為他獻策。我們不知道這些知識份子只是幫閒、包裝的角色，或是具有真正的涵養和影響力。不過已經看到施明德和他的主要幕僚繼續在修正論述，包括不介入協商、不參加立委和總統選舉，以及立法院「罷免成案」紅軍就退場等，吾人寧願相信，他們內部也有真誠走向新公民運動的聲音。

然而倒扁就等於反貪腐嗎？如果太聚焦於倒扁，是不是離反貪腐的目標更遠？施明德的幕僚，有誰研究過立法院不同版本的陽光法案？理想的知識份子應該具備釐清問題、面對事實的能力，如果能放大心胸促成互利雙贏、共同壯大，就更為難得。

當然，這還要看政治人物是否真正尊重知識份子，或者只想利用知識份子而定。

（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）

最近美國國務院公布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的「中」美關係文件，這些解密的檔案經過台灣媒體的摘錄與轉述，引起不同角度的解讀。首先是九月二十五日報載，彭明敏於一九七○年元月逃離台灣抵達瑞典以後，美國準備發給彭明敏來美簽證，而引起當時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的不悅和抗議，認為這是「過去二十多年中美關係裡最傷感情的事件」；介紹檔案的記者還提到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專家何志立，在一份報告中說：彭明敏由於無法返台以及美國不支持台獨，轉而想和中共接觸，所以彭是個「機會主義者」。

彭明敏則在第二天（九月二十六日）的報紙訪問中澄清，他「從未主動表示」要訪問中國，而是周恩來不只一次透過美國人士傳達邀訪的消息，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中國方面仍有這一類的邀訪（統戰），但是他從來無此意願。

其次，關於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的互動，介紹檔案的記者除了描述美國政府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企圖向「兩個中國」政策移動，卻遭到蔣介石拒絕的情形，同時夾雜記者個人對蔣介石「思想僵化」、「愚不可及」的批評，以及對蔣經國一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下，「少了獨立的自我」的批評。

以上，介紹檔案的記者一方面輕信彭明敏是「機會主義者」的資料、一方面對蔣氏父子的固執提出批評，個人認為所呈現的是草率輕薄，而不是客觀公正。事實上早在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撰寫、印製〈台灣自救宣言〉從而被捕以後，美國駐華大使館立刻向台北的外交部表示關切，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投書紐約時報、季辛吉教授也寫信給駐美大使蔣廷黻，所以探討彭明敏事件還須追本溯源，不應該從一九七○年說起；更重要的是，站在台灣人的立場，接受美國承認中共、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政策，是很自然的事，並不妨礙追求台獨的目標。反過來說，當時周恩來與蔣介石顯示出打壓台獨的「共識」，也不令人感到意外。

半世紀以來台灣問題一直不只是獨裁對民主的問題，更嚴重的毋寧是台灣地位（Taiwan Status）的問題，今天阿扁總統連要「討論」領土問題都被美國政府指指點點，可見一斑。

（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）